西藏区局四郎泽培副局长参加林芝机场航油保障协调会
由此可知，自我国法院系统进行司法改革之始，最高法院就既是裁判员又是运动员。
3.在审判组织和形式方面，法院改革纲要的内容僭越宪法和法律的规定 2004年颁行的《人民法院第二个五年改革纲要》规定：建立和完善案例指导制度，重视指导性案例在统一法律适用标准、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丰富和发展法学理论等方面的作用。[11]肖扬：《司法改革何为》，载《南方都市报》2012年7月10日版。
第35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十人以上联名，省、自治区、直辖市、自治州、设区的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五人以上联名，县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三人以上联名，可以向常务委员会书面提出对本级人民法院的质询案。我国法院系统的司法改革所涉及的体制、机制改革问题必然会关涉人民法院的产生、组织、职权以及诉讼和仲裁制度等问题。他在二五改革纲要颁布之时，曾撰文论述司法改革的意义。而改革方式则完全是以党组为单位自上由下展开的行政命令式的推进。而在历次司法改革之中，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鲜少对我国最高法院领导下的司法改革进行立法与监督。
联合国也相继颁布一系列文件推动司法独立原则在各国的实施。人民法院应当将研究处理情况由其办事机构送交本级人民代表大会有关专门委员会或者常务委员会有关工作机构征求意见后，向常务委员会提出报告。鉴于这方面的学术研究空白，它可能为中国的或一般的宪法／制研究提供新的视角和新的刺激。
[18]参见《失独老人争孙请求被驳回：受精胚胎不是遗产，不能继承》，《现代快报》2014年5月16日。有些学者将法教义学完全等同于法释义学或法解释学，并且宽泛到几乎不予限定的目的性解释。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的这个例子还表明，所谓法教义学追求的是以理想法官为主体的思考有关法律解释和适用，这个说法就不可能为真。《乡土中国》几乎全是中年费孝通对他早已疏远的早年乡间生活的回忆和反思，至多也只能算是在都市中远眺了一下田野。
转引自［德］考夫曼：《法律哲学》，刘幸义等译，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12页。虽然我支持法教义学--鉴于其对于处理常规案件以及对于法学教育的意义，但是我没法坚信法教义学。
如果没有学术的自觉，那么即便真到了一个田野，也会什么都看不到。欧盟或美国对中国太阳能发电的光伏板征税的税率完全建立在统计分析之上，看是否为保护欧洲或美国的相关产业之必需，一个完全非教义的概念，而是经济学或政策的概念。[2] 但是，我的话只说对了一半，甚或只对了三分之一。就中国社科法学的研究而言，需要有学者在校园生活之外找到学术研究的田野，但未必都需要一个很特别、很外在的田野。
而时下社科法学的最大问题是，特别是在诸如刑法和民法这些领域在司法实践上同法教义学竞争时，社科法学还没有拿出足够数量且更令法教义学者信服的学术成果，拿出来的至少还不像拉伦茨、考夫曼、李斯特那样令中国的法教义学者信服的成果。这种想象力既是一种社科的能力，也是一种人文的能力，其中或许有天赋，但至少这种想象力的展开和铺陈是可能通过训练而得以强化的。我首先承认，对于某些社科法学的研究者，是可能有或应当找到或建立这样一个田野的，如上访研究、调解研究、基层司法研究等。《江村经济》是费孝通摔坏了腿根本走不到田野而只能呆在姐姐家中的产物。
例如，最重要的理由之一是，由于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重点从立法研究转向了司法研究，因此需要法教义学。一旦理解法学研究的这一特点，那么目前的最大问题反倒可能是，中国学者如何学会运用已有的研究成果来具体分析中国的问题，只要运用得多了，中国法律人就一定会遇到并会发现新问题，就会充实、丰富和推进相关的研究成果。
三、部门法学研究的社科法学转向 同十多年前相比，一系列新的社会经验令我对法教义学在中国的未来并不十分看好，甚至还不如当年我对注释法学未来的判断。对于法治和法学的发展来说，它们的功能是互补的，尽管它们之间不无可能产生激烈的、有时甚至是意气化的争论。
因此，为了便于展开以下论述，有必要首先界定一下我所说的法教义学是什么，同时也界定一下社科法学，这里的界定是功能主义的而非本质主义的。侯猛在讨论实证研究时隐含的一个假定就是这个世界有某些地方，学者通常称其为田野，会更有利于产生重要学术成果，而现在社科法学受制于学者没能自觉找到并长期进入这个田野。例如，大数据的出现就改变了因相关数据不够而发生的对理论模型和理论推论的需求，全数据的分析甚至可能令刑法和民法中的因果关系也变得不那么重要，而关联关系变得更重要了。因为引证或不引证都可能被操纵为一种微观的权力运作。侯猛分析的那些社科法学研究确实还不构成一个较大格局，但是他关注的更多是从传统法理学中蜕变出来的社科法学学者，这些作者也许是今天中国最自觉的社科法学追求者，甚至是代表性力量，但他们至少在数量上未必是当下中国社科法学的最主要的研究者，从涉及的领域看则肯定不是。无论如何，由于阵地转移了，政法法学对法律学术的影响总体上日渐式微，最多只是在大学本科甚至新生中还有些许影响。
并且之前的一些司法实践，一些判例，全国的包括广东的，都表明卖淫包括手淫服务。但是，这个田野可以就是他自己的专业实践，其中也可以包括他的一部分日常生活，尽管不能完全等同于书斋。
法教义学永远必须附着于对日常具体案件的分析。[19]参见吴景丽：《互联网金融的基本模式及法律思考》（上），《人民法院报》2014年3月26日。
因为这些教义在部门法实践的经验确认上常常很不确定，有时几乎在每个案件中的确认都不一样，根本无法直观地从现象本身来认定或判定，常常需要在具体语境下通过经验数据或材料甚至通过专门的经验研究才能判定，还常常伴随执法者或裁断者的其他众多政策考量。由于法教义学和社科法学各自将对方的核心考量因素仅仅作为自己的考量因素之一，因此两者看待法律和世界的方式其实是尖锐对立的。
[21]不理睬不纠缠不是因为他们不懂或反对这一教义，他们完全理解，一般说来也支持这个抽象的教义，但是在中国当代社会条件下，他们知道必须想象执法和司法的可能后果：对有权有钱有势者网开一面将引发法官、警察和检察官的腐败，损害法律的权威。他犀利地指出，今天中国的法律……在努力学习争取成为资本的语言和权势的工具。在对注释法学整编后，注释法学麾下的部分部门法被法教义学遣散了，法教义学却从原先政法法学中获得了一批新的志愿者。2013年6月，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曾解释，提供手淫服务不是卖淫服务。
也因此，持久专注于部门法的法教义学者通常不在意这支法教义学的志愿者队伍。而只要不在经验事实上出现错误，或有意扭曲，就很难说这些受意识形态影响和塑造的话语和结论谁对谁错，更难令对方信服自己错了。
五、结语 以上对时下中国法学格局流变的勾勒，不仅材料不完整，而且带有我的立场和偏见，因为我毫不掩饰对经验研究、社科法学的偏爱。它还完全可能成功保留其法教义学的名号，但这是成功吗？什么意义上的？并且有必要争一个名分吗？真正的法学人关心的从来都是真实世界，用马克思的话讲，改造世界，而不是解释世界。
这并非一个居心叵测的希望，而只是一个推断。这一过程主要以各类公共媒体为平台，起初主要是报纸和周刊，后来则是更为便利的博客甚或微博等自媒体，针对甚或创造出公众关注的政治法律事件来起作用。
即便是确凿的经验事实，对于不同的人来说，意义也可能完全不同。法教义学并没有规定对卖淫必须做狭义解释，也没有规定淫这个字的字面含义不包括手淫。十多年前，针对世纪之交中国法学的发展，我概括并粗略分析了当时中国三种比较显著的法学研究传统：注重政治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法法学，注重法律适用、解决具体法律纠纷的注释法学，以及借鉴社会科学的经验研究方法、试图发现制度或规则与社会生活诸多因素之间相互影响和制约的社科法学。政法法学这段很容易为人所忽视的历史变迁给人以启发。
例如，刘涌案、药家鑫案、许霆案、李昌奎案等，每次这种事件发生，都既使刑事司法的权威在社会层面受损，也同样令法教义学的声望在法学界受损。因此，有必要基于法学研究来反思田野。
如果真的如此，那么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就不会将它认为特别重要的民事裁判编辑成册，编辑成册就有立法或指导司法的意义。法教义学最喜欢自称是自给自足的法律科学，可以从法律文本和法律教义中求得发展和圆融，即便在疑难案件中，也能为……案件的裁决提供理论上可行、规范上可欲、实证上充分的说明。
[20]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张军：正确把握危险驾驶罪构成条件》，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1－05/10/c＿121400846．htm，2014－08－10。就在我预测当时，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是公共知识分子的兴起，[3]一些相对年轻的自由派法律人和法学人迅速转化为法律公知，政法法学的一些关键词和理念通过他们而不是通过我所预言的非法律职业的知识分子或社会活动家，在整个社会得到了快速的普及，也影响了整个中国的法治实践。
